老城区，一栋快要拆迁的五层旅馆，墙皮剥落，招牌只剩“HOTEL”红字在闪。

周沅也用最后一个身份“Maria Popescu”登记，付了三晚现金，拿了四楼最里间的钥匙。

房间只有八平米，墙纸发霉，暖气片坏了一半，窗户用胶带封了缝。

她把登山包扔到床上，倒头就睡。

睡了三个小时，寒意从脚底爬上来，她醒来时已经烧得浑身发抖。

流感来得又快又狠。

她拖着箱子翻出退烧药，干吞了四片，还是没压住。

夜里十点，体温计显示40.2℃，她躺在发霉的被子里，意识像被雪埋住，时而清醒时而昏沉。

凌晨两点，走廊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

是旅馆老板的女儿，一个十六七岁的罗马尼亚女孩，平时负责打扫。

女孩见她房门虚掩，进来一看，吓得直接喊了父母。

“Doamna！Doamna！您得去医院！”

周沅也烧得眼前发黑，却死死抓住床沿，摇头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：“不用去.....不能去......”

女孩急得哭出来，罗马尼亚语夹着破碎英文不停说“you will die”。

老板夫妻俩没办法，只好把家里能找的药全搬来：退烧栓、半瓶对乙酰氨基酚糖浆、一板过期的奥司他韦、两包感冒冲剂、还有一小瓶医用酒精。

老板娘用毛巾沾酒精给她擦手心、脚心、腋下、脖子后面，冰得她直哆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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